等忙完这一阵, 就可以, 忙下一阵了

飞机落地时候, 我有些费解, 主要原因是一般情况下飞机在落地的时候, 乘客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应该可以用肉眼观测到地面. 几个老外面色凝重地望着窗外, 然后将脸与轩窗贴的更近些, 更近些, 直到鼻头被舷窗挤得扁平, 眉头拧出了更多的褶皱.

机组人员给所有下飞机的旅客一人发了一只口罩. 我在戴上口罩走出机舱之前丧尽天良地深吸了一口气, 自认为就算这口空气不是纽约的, 也该是加拿大的, 就算不是加拿大的, 前面还有阿拉斯加, 就算阿拉斯加的已经被过滤掉了, 也应该还有北冰洋的残留, 如果北冰洋的空气已然被代谢了, 那么最差也是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之风. 总之, 最后这口气一定不是北京的就对了. 这阴影来自于上次回国第二天就大病一场的凶残经历. 那一次全球正在严查流感, 忘记是禽流感还是猪瘟疫了, 我作为禽兽来说, 两者都有可能被传染. 那次为期三周的暑假我连咳带吐地抹杀了一周. 于是这次回国我越发谨小慎微, 然而下了飞机我才发现只有口罩是不够的, 我们还需要头盔, 电筒和护目镜. 行走在这天的T3航站楼, 很明显属于户外极限运动.

在轻轨上看到一个日本女生, 她伸手想去抓扶手, 但是在最后一瞬手又缩了回来, 掏出了一张纸巾, 垫在手掌上才握住扶手. 我轻哼了一声, 孱弱的日本人, 我大中华用苏丹红灭你们的种指日可待了. 同时手从扶手上挪开, 帅气地插在了裤子口袋里.

入关的地方分为两个方向, 公民和非公民. 看着大包小包的美帝国主义人民走向那长长的非公民队伍等待海关的盘问, 我自豪地整了整领口, 跨步格外高远地迈向了公民队伍. 我在美帝从来没见过这么粗的队伍, 看着旁边非公民那委婉如金针菇一般的队伍, 我露出了高傲冷艳的笑容, 壮哉我大中华.

过了海关, 我将右手小指插入鼻孔轻轻一扣, 拿出来一看, 久违的黑色. 各种迹象表明这不是一个梦, 时隔多年, 我站在了北京的土地上.

在一个破旧的报刊亭前, 为了问路, 我买了一张电话卡, 然后问那个大妈使馆区怎么走. 大妈说哎哟您这是从哪儿来啊, 去国外吧, 使馆区离这儿可远了嘿, 我看哪, 您这要么得打车, 要么得走过街天桥到对面坐公交车, 两站路呢嘿. 我心里祖国民族大家亲啊, 北京大妈操着一口京腔跟我巴扎黑.

走出去一站路后, 我才发现我买的是一张大卡, 我的手机用的是小卡. 于是习惯思维使然, 拐回去想找那大妈退卡. 大妈劈头盖脸地就把我撵走了. 于是我回忆起来上次在加州为了拍照买了一个顶级三脚架, 三天后发现不喜欢, 而且没法带上飞机, 回店里退了. 店员就小心翼翼地问可不可以告诉她我退货的理由, 我说我这是给我爸的礼物, 结果他老人家已经自己买了一个. 店员笑着说, 伟大的思想总是惊人的一致对吧. 我忙咧咧着对对对.

我在阴暗的角落用哀怨的眼神盯着大妈, 心想伟大的思想总是惊人的一致, 但历史不一定总是惊人的相同.

感谢小树和抓梨同学在北京对我的热情接待, 感谢小树走在街上对我介绍望京附近的各种标志性建筑. 她说, 在你右手边的是XXX大厦, 但是你看不见; 在你左手边的是XXX公寓, 但是你也看不见; 这是我公司的大楼, 我在11楼办公, 我上楼以后从窗户往下看是看不到你的; 对面有一栋特别漂亮的建筑, 不知道是什么单位的, 我已经一个月没看见过那栋楼了. 

在西安干了三件事: 吃, 喝, 还有睡着想明天吃啥喝啥. 见了许多人, 许多操着陕西土腔一说话就黄沙漫天的人, 还有许多跟我说普通话但是普通话里渗着黄土腥味的人. 这黄土腥味让我非常释然, 释然得就像门槛上放着的一碗蒸腾的油泼辣子面一般. 他们问我上学, 问我工作, 问我啥时候结婚生孩子, 啥时候跳槽, 啥时候当老板; 他们问我这去阿达, 问我得是美国美得很, 问我几年么回来咧, 问我朝阳门还认得不, 问我有碎钱么; 他们问我跑纽约弄球去, 问我美国黑人得是爱打捶, 问我板筋要辣子么, 问我再来个冰峰不; 他们问我你还回来不, 回来弄怂呢, 挣了大钱都全世界胡球法么; 他们问我三原走不走; 他们问我手机要不要; 他们问我补衣服不, 补衣服吧.

我平时不太爱说话, 更不爱被人问问题. 但在这些问题的包围下, 我已然开始坐在门槛上用筷子搅起那碗油泼辣子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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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是我见过为数不多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左知化学右知物理南通土木北通电力西进建模东突经济的综合型博士人才. 他祖上是德国人, 拥有着德国人天生的工程头脑, 和日耳曼人典型的棕色细长发质, 又直又软. 或是出于炫耀的原因, 他把一边的头发留得很长, 低头工作的时候有意无意的甩一下刘海, 好让眼睛露出来. 可以想象, 当一个中年微胖的男子甩着一头细长软飘的秀发低头捉摸着高热反应, 有机分子建模和弱磁场探测器的时候, 是一个多么让人觉得变态的场景.

 Tom非常善于把简单的事情搞得复杂. 我还是一个菜鸟的时候, 第一次去换电表, Tom告诉我, 哦你首先要关掉逆变器, 然后在离总电闸10英尺之内你会看到一个CT, 俗称电流互感器, 你打开CT的时候一定要确认电闸断开, 因为CT里面的电压可能高达几百伏, 它的作用就是把无法直接测量的电流按比率变成可测量电流, 原理和变压器一样. 然后你看到电表, 电表上在这里这里和这里会有螺丝, 在这里的螺丝上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一根天线, 是远程监测天线, 把远程监测天线上面的螺丝拧下来, 把天线支开到一边, 不要伸到CT外面. 然后你轻轻拔下电表, 换上新电表, 拧上天线和螺丝, 关上CT, 打开电闸, 再打开逆变器…

而Eddy的说法是, 你妈生你的时候, 你怎么被医生拽出来的, 你就怎么把那个该死的电表拽出来.

没过多久, Tom就被炒鱿鱼了. 在一个看重结果的老板眼中, 太多的技术过程不会有任何好处.

直到临走一天, Tom还在对我倒苦水. 他说童, 我相信你也看到了, 他们设计的系统电压降误差考虑不够精确, 汇流箱分配不合理并且不愿意多花钱给直流部分的汇流箱装隔离开关, 选线没有考虑过长远能耗损失, 按照我的设计, 我能把系统的效率提高2-3%. Eddy说, 来, 让我们把这屎项目做完.

我相信Tom说的是对的, 我也很欣赏Eddy的雷厉风行, 我也理解Charles作为一个老板求结果而不要过程的原因. 于是我敏思苦想, 思考在Tom和Charles之间为什么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矛盾, 而我怎样才能两面三刀地苟活于世.

后来我恍然大悟, 这无关乎技术, 无关乎能力, 无关乎人品. Tom祖上是德国人, Charles祖上是犹太人, 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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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Memorial Day的假期之前, 我和waiting一个忙的跟国家总理似的, 另外一个忙得跟军委主席似的. 于是周五的晚上waiting跟我说, 咱们得去个什么地方. 我说去哪, waiting说, 我也不知道, 去南方吧.

今年的纽约非常反人类, 五月底的时候穿一件长袖还会掉一地鸡皮疙瘩, 我甚至连我的滑雪板都没有卖. 看着草菅人命仗势欺良的苍天, 我觉得南方这两个字, 就像黑芝麻糊一般在融化着我的心. 于是周六早上我们就坐进汽车, 没什么目的性的一路向南开, 经过田野, 大海, 草地, 森林, 湖泊, 城镇, 在大西洋城赌了博, 在cape may照了相, 最后到了弗吉尼亚的海滩上晒了一下午太阳, 周一开回了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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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开始觉得我需要卖掉我的相机了, 如果相机卖不上价钱的话, 至少得把镜头先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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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on 16-35 f/2.8 有人要么. 只限北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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